「紅包」「專勤」及其他

六月二日在紐約的法拉盛來來喜來登旅社，受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紐約分會王政卿會長之邀，和陳師孟教授，奉陪李鎮源教授晚輩洗塵。李教授剛於四小時前自台灣飛抵紐約老人家精神飽滿不似快八十歲的人，坐十四小時的飛機沒有倦容，令人嘆為觀止，敬佩不已。李教授向我說昨天離台北時在西北航空公司貴賓室吃了一片三明治，似有食物中毒，但在談話中看不出有什麼異樣。



李教授托給我六月二日台灣出版的「中國時報」，登有包括他本人的大作「做醫生為救人，不是為賺錢。」等四篇文章，談起這兩天在台灣為頭條新聞之一的醫界紅包事件。記起一九七二年我頭一次回台之前曾看到台北「聯合報」、「黑白集」等有關台大醫院雜亂的新聞，那時即李教授當任台大醫學院院長的時候，李院長對「專勤」「紅包」發揮很大的效率，想解決醫師教員的「不安於室」的問題。回台之前為了向在台大醫院服務的同班同學們打氣，曾寫了一封信在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一日的「大家談」編輯曾表示「熊掌與魚，兩者不可得兼」的古訓及可能解決的辦法。當時台大醫院在固定的編制下刻苦爭扎，有失公平，並說同樣公家醫院，榮民總醫院的待遇多於台大三及四倍的事。我的信發表之後曾接獲當時台大醫院副院長杜詩綿教授的信，向我解釋，在教育部規範之下，的確難以伸展的苦衷。

今年四月得到消息，明年將慶祝創院一百週年的台大醫院獲得教育部同意由原先的三十個單位擴增為三十個部中心及一百四十四科，雖然來得很遲（距我的原先建議已歷廿二年）但也是好消息，制度不善會影響一切，這種原理應該早就可以看出來，人人知道，但有權位者另有目的不改而已。

回想我在台大醫學院學生時代以及當任住院醫師的時候，偶而有病人或家族贈送餅干或汽水之類，同學、同事之間戲稱這種贈品為「鴨子」（AHIRU─以日語發音）。這仍起源於有一次台大外科的林姓主治醫師治癒一位鄉下的農夫，感激之餘從他的農場攜帶活的小鴨子，送給林醫師，不小心鴨子跑到中央走廊（中央走道）蹓躂，被人發現一問之下，才知有這種AHIRU，之後病人的贈品一概以AHIRU通稱，變成茶餘飯後的笑談之一，不當一回事。我同意李鎮源教授在大作中所說送禮物，最初乃起源於病患出院後的感謝行為。好像這個問題有一次親身聽過台大錢思亮校長說起他本人病好出院時也送了一件襯衫給主治醫師，到底主治醫師有沒有收他的贈品就不知道了。「禮多人不怪」仍人之常情不可厚非。六月二日的「自由報」上登有台大醫學院院長謝豐維說有台大醫院就有紅包存在的話，覺得沒有什麼根據，聽來好笑！

所謂「紅包」文化可以追尋到我的祖父、曾祖父的時代，漢醫（中醫）出診不收診察費，病人便以紅紙包銀票，所謂「紅包」相贈，多少不定，看情形而來。紅色表示吉利，可乘好運而治癒皆大歡喜。以我淺學所知仍有「包醫」的意思。百年之後時間、環境的變遷改變了固有的意義，即先送禮，寄望好結果，習慣變自然，如果送者和收者目標一致達成就沒問題；結果不一致，效果不彰，就發生問題。最近台大醫院的紅包事件仍受者不明紅包的道理才發生。紅包引起的法律問題，我非法律專家，不必多談，但以普通的情理來講，社會的變遷風氣大開，許多原以為好事，到後來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仍對紅包歷史沒有研究的結果。

最近聽到一種說法即受紅包者說，如果不收紅包他會「忙死」，以紅包來限制他的工作量，這也是天下的大笑話之一，歸根究底，台灣的醫學教育課程中關於人文、社會倫理學的方面，大概沒有跟上時代的進步，又因近年台灣經濟發展之快，使在象牙塔中的貴人們也跟不上時代，制度的改革太慢，才會引起這種不必要的問題。俗語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能提高台大同仁的待遇，跟上時代的變遷，紅包專勤或其他的問題，就不會發生。在此台大醫院創院九十九年的今天謹奉上此文書迎接百年大慶！